1964年10月15日清晨，罗布泊上空浮着浅灰色薄雾，白云岗的小山包静得只能听见风吹戈壁的声响。明日就要引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，前线总指挥张爱萍将军从指挥部步出，披着风衣，悄悄抄近路去光学测量站。目的有二：一是再核对最后一份参数，二是替一位老战友看看“失踪”已半年多的儿子。
沿着塌陷的风口走到坑道口，他远远瞧见一个年轻军官正抹汗登出地堡，军帽上的中尉叶片闪着寒光。张爱萍认出他——那正是罗瑞卿长子罗箭。将军抬手招呼：“小罗，晒得这么黑，怎么不给你爸爸写信啊？”罗箭愣了下，随即行礼：“张叔，我可不敢违纪，这是您规定的保密制度。”将军仰头大笑，笑声在旷野上荡开。
要说起这名中尉的来历，还得将日历拨回到1938年。延安的窑洞里，罗瑞卿第一次抱起呱呱坠地的长子，因为战事紧迫，很快又策马奔赴前线。幼年的罗箭被寄养在太行山农户人家，十岁以前对父亲没有成形的记忆，只记得自己黑瘦得像根小竹竿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家迁入北平城。真正让罗箭与父亲产生思想碰撞的是那次客厅里的闲谈。罗瑞卿合上晚报，对几个孩子丢下一句：“我们这一代会打仗，你们这一代要会建设。数理化，得用在国家最要紧的地方。”这句话像一颗种子，在17岁的少年心里疯狂生根。
1958年高考，他锁定了原子能专业。初闻国科大有此新专业，毅然报考。两年后，又因为哈军工设立空军系702专业，他借“插班选拔”机会重回心心念念的哈尔滨，成了第五期的“空降”生。临行前，罗瑞卿郑重为三兄弟改名：箭、宇、原。多年后大家才悟透，那是火箭、宇宙、原子弹的缩影，寄托着老一辈的强国情怀。
哈军工的冬晨奇冷，挑冰掏粪是新生第一课。有人故意“考验”这位将军公子，话音未落，罗箭已激起满坑冰渣，浑身臭味。自此，他与战友们并肩，埋头钻研。1963年，因核事业紧迫，学校下令原子工程系六期生全部提前毕业。罗箭随队赴北京集训，次年5月，踏上西行的军列，目的地保密，只能对父母淡淡一句：“去执行任务。”
那天，罗瑞卿微笑点头，没多问。身为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，他对儿子将去的地方心知肚明，却半字不露。保密的规矩，连父子也不例外。
马兰基地荒凉，沙暴如刀。罗箭带着队友在红山研究院昼夜计算、装表、调试测控仪器。高原缺氧，水盐一日难得一壶，年轻人就靠咸菜、馒头和理想熬过。半年倏忽而过，却无一封家书飞出戈壁。总参谋长罗瑞卿只得在一次会议上打趣：“我那小子，半年来杳无音讯，怕是把老子给忘了。”
核爆当日，计时铃声响过，测量站里一片死寂。所有人背向塔楼，蹲下捂眼。60秒后，转身——天边蘑菇云冲天而起，灰红相间，气浪扑面而来。罗箭没来得及看爆闪，略感遗憾；旋即举镜测距，三分钟内与同伴绘出上升曲线，推算当量约1.5万吨TNT。数据送到白云岗，张爱萍紧握罗箭的手，言简意赅：“好样的！”
三等功奖状随后飘到北京东华门办事处。居委会大妈们兴冲冲地想上门道喜，却被秘书拦在院外。罗瑞卿晚上回家听说此事，板起脸斥责：“咱家门又没金条堵着，让人进屋喝口水怎的？”第二天，几位大妈受邀进门坐了半天，笑声不断。
风云突变的岁月里，罗家亦难独善。罗箭被安排到南充丝厂当工人。厂房闷热，他照旧把图纸压在缫丝机旁，夜里趴在床板上写技术心得。妻子林耿耿从北京南下，与他在简陋的宿舍办了婚礼。一张老藤椅，两盘花生米，是那一夜的全部排场。
风雨终有停息。1978年，国防科委重组，罗箭调回北京，重返熟悉的技术管理岗位。七十年代末，他已是中校；八十年代初，临危受命转入政治部门，后来挂上少将肩章。
1996年离休前，他陪母亲把罗瑞卿的骨灰带回南充，埋在纪念馆旁的雪松下。格外沉默的罗箭只是俯身覆土，轻声道：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那棵雪松越长越高。2006年，68岁的他参加“重走长征路”。同行者担心他体力不支，他摆摆手：“父辈走过两万五千里，我走几百公里算什么。”贵州山道上，他扶着木杖，汗水与雨水一起流，却始终没有停步。
从延安窑洞的啼哭到戈壁雷霆一响，罗箭用自己的人生回应了父亲当年的期待——建设国家，先学好数理化；肩负时代，也别忘了纪律与担当。许多年过去，他依旧保存着那张核爆蘑菇云曲线图，纸张发黄，笔迹却未褪色。倘若有人问他年轻时最响亮的一刻，他会指着那条平稳上升的曲线说：“就在这一瞬，祖国有了新的底气，我们所有人，也才有了真正的脊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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